岛民代表心儿

周瑜为什么一定要孙权称帝

问天下谁主沉浮——超越时代的进步者：孙权与周瑜

 

【一次性讲清楚孙策时期的“桓文之业”与周瑜为孙权制定的帝王之业的本质区别；以及孙权为什么要打击陆逊等江东本地士族的根本原因】

 

 

看了一个特别不错的视频，真的非常唯物史观，水平非常之高，逻辑清晰地讲清楚了中国从西周到辛亥革命这3000年左右的广义封建史里，真正的主角，也是一刻不停的作祟者——地主。理解了这个本质，也就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就解构了很多历史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就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

 

地主这个阶级在不同历史年代都有着不同的叫法，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贵族诸侯→士族门阀→士绅。

 

分别对应的三个时代是：

 

西周→西汉，东汉→唐末，唐末→清末。

 

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刚好是一千年的轮回，把西周到辛亥革命的这三千年均等分割开来。而手握分割之刀的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

 

1.    刘秀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登上皇位，士族的雏形——地方豪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对应的是贵族诸侯→士族门阀的过程。

 

2.    黄巢在唐末一口气将国都里的五姓七望门阀家族，杀了个一干二净。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士族，为后世宋庶族地主的兴起揭开了序幕，对应的是士族门阀→士绅的过程。

 

之所以提到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士族登上和退出历史舞台的整个时间段。当然中间还穿插着各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斗争。

 

而这三种地主阶级沧海桑田的变迁，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平民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底层平民逐渐获得更多利益的过程。

 

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门阀，最初是以一个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像东汉末年袁绍袁术家这种祖上四世三公的门阀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取代的是还没有大一统之前周王朝下的那些独立的诸侯。

 

那么贵族诸侯和士族门阀到底又有何不同？

 

其实讲清楚这个问题，要从先秦的分封制看起。

 

首先要明确三个历史时代不同地主所依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

 

西周到东汉的贵族地主的经济基础：贵族国有经济

东汉到唐末的士族地主的经济基础：租佃制小农经济

唐末到清末的庶族地主的经济基础：自耕农式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最开始的时候西周实施的分封制，那时被开发的领土面积业很小，大约就是今河南省那一块，分封各诸侯后，诸侯国的土地九成了诸侯们的私产，当时的农民在属于贵族的公田上进行耕种，只有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小块私田属于个人的，其余公田种出来的粮食都归于贵族，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则可以去开垦新田，蛋糕就这样被做大了，这些新增的田地则成为了开垦人的私田，所以私人田主不断壮大，成为了地方豪族，这些豪族就是后来士族门阀的雏形。

 

当开垦的私田足够多时，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主实质上失去了对这些私人田主的控制，当时的名臣管仲和商鞅都敏感地捕捉到这种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都不约而同提出抛弃分封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因为与其不承认实质上的土地私有制，而迫使私田主藏匿开垦的新田，隐藏人口（税基），逃避赋税，使得诸侯国一无所获，国库亏空，还不如把事情摊开来，光明正大承认私田，至少还能落着点税收。先秦时期的贵族诸侯们于是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而私人田主只需向贵族诸侯交税——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制度改革的根本内容之一。

 

世界是物质的，因此经济崛起决定政治崛起，经济崛起一定先于政治崛起。因此士族门阀的崛起之路准确来说应该是：

 

先秦私田主→西汉和东汉初地方豪强→东汉末士族→东晋门阀

 

这个阶级前后已经发展了1000多年。

 

虽然从政治影响力看，士族仿佛在汉末三国才登上历史舞台，但其实其经济的崛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形了。

 

综上所诉，贵族诸侯和士族门阀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贵族诸侯是可以享受封国的赋税的，等于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财政大权，先秦时期的诸侯甚至拥有治国权。于是，逐渐地，中央由于分封了太多诸侯而失去了力量，至战国时期周天子更是已经存在感低到几乎没有了，就只剩下诸侯在争夺天下。

 

而门阀说破天，也还是中央底下的官僚，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的私田。他们的常态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太平之臣，虽然也有封侯，但跟先秦那些称孤道寡的诸侯的权力和独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顺便说一句，这也就是为何强权皇帝一般在历史上名声都很差的现象，毕竟史书就是官僚士人这个阶层写的，皇帝要集权必定伤害官僚们的权利，能落到什么好话？这类皇帝政治手腕和集权能力超强，绝对不轻易受到门阀的牵制，自然就会受到门阀集团的指责，两者容易产生矛盾。三国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斗争就是孙权与顾雍及陆逊为代表的江东本地士族的斗争，又因为这位吴大帝作为皇帝的寿命实在太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透视皇权与门阀斗争的全过程。他们利益一致时也许会短暂媾和（夷陵之战），但最终一定会因为根本政治诉求的对立而走向斗争（二宫之争）。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说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就比贵族诸侯更加进步呢？

 

这里说门阀比诸侯“进步”，不是说这个阶层多么“善良”，多么为人民着想，主要还是因为门阀集团的生存模式更适合中央集权，而诸侯比门阀来说，更倾向于地方独立，甘于放弃大一统的可能性。

 

因为，中国古代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就是稳定和安全，因为稳定才能保证春耕秋收，才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才能持续把蛋糕做大。而中央集权比地方割据要更适合发展农业经济生产和抵御外敌，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下，中央集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绝对不会受到个人意志左右的。

 

士族地主经济崛起在春秋战国（先秦），政治崛起在东汉，并在汉末三国政治上彻底成熟，开始与皇帝共治天下，在东晋进化成了专揽朝政，迫使皇帝垂拱（说人话就是彻底丧失权力，彻底不管事）的门阀。这也是士族这一阶级发展的顶峰，这就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后来怀古作诗感慨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原因。

 

以上这些历史变革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其实是耕种技术的大范围扩散，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夯实和完善。这都使得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有资本从士族的大庄园中独立出来。如果没有这样漫长发展中累积的物质条件，皇帝再怎么打压豪强，也是无法把控住他们的。

 

但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随着时间的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耕种技术的传播和提高，也在一刻不停地催熟着真正敲响士族门阀丧钟的阶级——庶族精英（庶族地主）。

 

这个过程类似于大公司组织大型平台的规模化建设，随着时间推移，独立程序员能再上面开发出自己的小程序，但都要被大公司抽成。当小程序员随着时间发展，数量越来越多，必将表现为联合起来推翻和取缔大公司对平台的所有制，在政治上表现为将社会单位彻底解散成为中小地主为竞争核心的单位。把那些大公司的拥有者（士族门阀）杀的一干二净。而这批庶族地主里最有代表性得一位叫做黄巢。真的在唐末把士族门阀杀的干干净净。就像唐朝诗人韦庄在《秦妇吟》里描述的一般：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之后，就是士绅地主的时代，他们出身庶族，通过隋唐时发明渐渐成形的科举成为官僚，科举制是庶族地主经济上崛起的结果和政治上崛起的原因。有了科举制，就有了从底层选拔人才的通道，当皇权为士族门阀所困的时候，就能够与庶族地主结盟，共同打击门阀。这一过程用孙权举例就是，如果他生在有科举制的时代，就可以通过科举制度从底层提拔人才，来不停制衡和削弱顾陆朱张等士族地主，直至彻底将这一阶层和集团消灭。

 

庶族精英的价值观才是我们中国人最爱说的真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门阀士族时代，讲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会进一步将中国社会分子化，甚至原子化，抑制以宗族和姓氏为纽带的大型地方势力的生成，他们的政治权力再也不可能把持中央的朝政，中央集权更加容易，因此中国的国家主权也进一步得到加固。

 

曹魏时期，曹氏皇帝拿司马家士族无可奈何，最后司马家竟当街屠杀皇帝曹髦。东晋时期，司马氏皇帝又沦为琅玡王氏和陈郡谢氏的傀儡，但是在1000多年后中央集权真正加强的明清，严嵩、严世蕃、和珅这些权臣却可以被皇帝弹指而废，这并不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和清朝的嘉庆皇帝就真的比曹魏和司马氏的皇帝更加善于驭下和弄权，其本质是明清时期的中小地主崛起的经济基础使得当时的权臣已经无力组织私人力量反抗皇权，因为士绅社会的地主已经被切割得太过细化，分化的过于彻底，对中央集权毫无反抗能力。

 

在对士族进行了N轮肉体毁灭的五代十国后，就是宋朝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宋朝之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急剧下降，皇朝越来越稳固，国家分裂程度降低，政权的更迭也越来越趋于缓和（具体数据可以参考《周瑜那超凡脱俗的眼光》），这在表象上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日渐成熟，政治经验的总结使得斗争烈度降低，但其本质其实是大地主大门阀的经济基础被时代所彻底肢解。

 

宋元明清时期崛起的庶族地主社会其实是一种庶民的胜利，但并非每位庶民的胜利，而是通过残酷竞争脱颖而出的庶族精英的胜利。可以说庶族社会的发展成果，被能通过科举考试的卷王之王的庶族精英们所彻底垄断了，底层百姓依然没有分配到任何资源。物质决定意识，核心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的问题是真正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决定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士族门阀主导的汉唐气象较为开放，而庶族地主主导的宋元明清社会风气日趋保守。陈朱理学的诞生，保守主义的蓬勃发展，其本质原因也是在于中国从宋朝之后进入庶族地主社会，有资格参与社会资源竞争的个体爆炸式增加，竞争烈度大幅度增加。

 

因为汉唐时期，士族门阀通过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彻底垄断政治权力，底层由于生产力限制，生产关系上必须依附于门阀，知识的传播又被士族垄断，根本不可能参与到社会阶层的竞争中来，老鼠的孩子就老老实实地永生永世做老鼠。而宋元明清，经济上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则形成了平民阶层家庭为基础单位的新型竞争型社会，老鼠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也能通过科举制一跃而起掌握政治权力，成为人中龙凤。因此，庶族地主社会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数多，因而竞争烈度远大于士族地主社会，疯狂内卷带来的社会压力使得保守思潮也就应时代而生。所以，所有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

 

回到东汉末年。

 

随着东汉王朝最后的中央集权的彻底奔溃，消失上百年的先秦和汉初的诸侯似乎又要借尸还魂了。代表人物就是荆州牧刘表、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等人，这些刘氏宗亲们废除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刺史，确立更加脱离中央的州牧制度，这个州牧其实就已经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换了个马甲罢了。

 

这些实际上代表着旧贵族诸侯势力的汉室宗亲们与春秋时期的诸侯的政治诉求很相似，其实都希望汉室衰而不亡，就如同战国时期衰而不亡的周天子般，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逐鹿中原而一统天下。张纮为孙策定下的诸侯“桓文之业”其实也是一回事，就是奔着做诸侯去的。但是历史要退回到周王朝的贵族诸侯时代，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已经逐渐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士族有着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

 

 

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张纮为孙策定下的诸侯“桓文之业”和周瑜为孙权定下的“大一统帝业”有着根本制度上的冲突？

 

说的通俗一点，东汉已经从先秦及汉初的贵族诸侯阶段发展到了中央统一制度下的士族门阀阶段，但因为汉末的乱世使得所谓的大小诸侯又冒了出来，这时候还提倡将汉天子视为周天子，建立诸侯晋文公和齐桓公的功业，虽然从那时人所受教育来说是和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的宏观发展角度来看，这等于开历史的倒车，是长久不了的。

 

刘表、孙策等的诸侯之业在这个时代必然失败，原因就是春秋战国的诸侯和政治基础是分封制下的各级贵族领主，而刘表和孙策这些伪诸侯，权力支柱则是当地士族的支持。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是诸侯和贵族对土地保持相对主导的控制权，而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必将形成大地主大门阀与之争利，形成强力的对抗，分封制必将彻底瓦解。

 

很多人因为不懂中国历史内部的深刻变迁，所以就看不懂这种矛盾，但周瑜头脑这么聪明，思想如此深刻的人，年纪轻轻就早已勘破天下大势之人，是绝对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思路的，因为中国必定会再次归于统一，只是周瑜认为可以换一个人来统一，他认为这个人不是袁术，不是孙策，因为周瑜从未对这二人表达和透露国他想改朝换代继续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而是是孙权（没办法，周瑜对他的小老公就是这么自信），因为孙策刚死，周瑜就马上对孙权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周瑜来说，那个必兴于东南的承运代刘氏者不是同在东南的袁术和孙策，而只是孙权。

 

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三国志鲁肃传》

 

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思考一下，士族阶级的根本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

 

其实士族阶级是希望国家统一，但又不希望皇权过于强大。

 

以刘表和孙权为例。刘表手下的荆襄士族，为何在刘表一死，立马投降曹操。孙权手下的部分士族，为何在赤壁之前一片投降之风，即便在孙权建立帝国后，江东本地士族仍然多次阻挠北伐？因为士族想要的官位、经济权益和政治利益不是只有刘表和孙权能给，曹操一样能给，并且曹操还更好。

 

天下改姓曹，这些本地士族依然可以盘踞在荆襄九郡或是江东六郡，但是姓刘的和姓孙的下场就很悲惨了。有着这样的基层政治格局，分裂注定不能长久，三国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因此，只想割据一方得刘表也不可能建立春秋时期那种动辄国祚几百年的真正诸侯国。这就是之前孙策时期的桓文之业为何被鲁肃喷得是体无完肤。（大人！时代变了！！别开历史的倒车了！！！）

 

诸侯之业和帝业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两者都有抢地盘的需求。孙策遗言的夸自己有【与天下争衡】的能力其实讲的就是这种诉求，但这句话并不代表他有帝业之志向。而这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帝业不仅有诸侯抢地盘的想法，更有统一天下的想法，而诸侯之业只需要名义天子下的独立封国。孙权、周瑜、鲁肃都属于前者，而孙策、刘表则属于后者。这并不是简单的分歧，这是政治理念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不同，其分歧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可以看到，孙策一死，周瑜就将与自己因为理念相合成为至交好友的鲁肃推荐给孙权的记载。孙权18岁刚上台时，还在坚持：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证明桓文之功就是孙策死前江东集团唯一的政治纲领，是周瑜引荐鲁肃，鲁肃对孙权一顿输出，第一次为孙权定下了帝业的目标，后世将这份【帝业纲领】称为——《榻上策》。可以说从孙权上台，周瑜和鲁肃这些人才得到真正的重用，江东才是换了天地！

 

鲁肃说的这句：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其实就是鲁肃清醒地认识到，诸侯国根本不可能长期存在，统一是天下大事，不争天下，必将被历史消灭，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

 

周瑜和鲁肃真的是大才的人！是天下一等一的人才。一举奠定江东政权的未来！因为他们具有战略眼光，知道利用经济发展的趋势，懂得利用天下大事。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三国志鲁肃转》

 

那么，士族的最终诉求就是：我只想保有我的官位，至于谁是皇帝，我无所谓。其实就是《让子弹飞》里那句话——我只想当县长夫人，至于谁是县长，我无所谓。

 

现在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孙权后期要打击陆逊等江东士族代表了？

 

对于士族来说，只有主君称帝了，手下士族们的官位和政治地位才会水涨船高，所以他们也会一定程度上积极帮助主君。但他们又不希望中央太过硬核，深入到社会基层，取代了自己这种世家大族在基层的话语权，最根本的其实是怕皇权在基层撷取和分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他们争利，皇权不下乡县对士族阶级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这也是为何江东本地士族眼看权瑜打赢了赤壁之战，曹操南下统一全国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其中以吴郡四姓为代表的江东士族们开始与孙权合作，谋求从龙之功，建立帝国，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经济地位，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但在黄龙年间，孙权称帝后，顾雍和陆逊这些本地人又跟孙权对着干，极力反对孙权北伐和扩张。这就是士族希望建立皇权，但又不希望皇权过硬与自己争利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要更好地维持中央官僚体系，能够稳定发展农业经济生产和抵御外敌，因此从贵族诸侯的诸侯国有经济，变成门阀的士族庄园经济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就是门阀能够且必定应运而生取代诸侯的原因。

 

但三国有意思的就在于，因为是乱世，较强势的士族代言人袁绍等人迅速衰败，所以又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军阀击败门阀的空窗期。无论是倾向割据诸侯之业的刘表，还是士族推举的代言人袁绍，都被曹操、孙权、刘备（刘备虽然打着宗室的旗子，但思想上并不止步于当一方诸侯）这三位时代得佼佼者得的军阀给干翻，但又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下，知识和做官的通道必然是垄断在高层一小撮士族手里的（百姓大多是读不起书的文盲），孙曹刘三位为了治国，都不得以启用了大量的士族门阀势力，而这些士族门阀又一手斩落了在阶层流动的三国乱世得以短暂脱颖而出的庶族精英，最终的博弈使得在魏晋时期士族门阀集团的代言人司马家族登上了这一时期的皇权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孙权、刘备在建立自己势力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唯才是举的做法，也就是不讲究人才的出身，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非常超越和先进的。

 

而这个现象在东吴尤其突出，《孙权劝学》就是一个孙权提拔平民阶层，为他们打通阶层流通向上渠道的典型案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江表十二虎臣（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凌统、徐盛、潘璋、丁奉）就会发现，这些人基本都不是本地人，都不是门阀出身，连地方大豪族也算不上，大部分都平民身份，有不少简直就是街溜子，杀人犯和臭流氓也不少。

 

而例如周瑜，鲁肃，吕蒙等一起写在《吴书九》里的孙权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嘿嘿嘿），除了周瑜祖上显赫过，鲁肃家只算得地方上一个小小的豪族，吕蒙更是原本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文盲，自幼家里一贫如洗，和母亲相依为命，被人欺辱还杀过人。

 

这里，就不得不提最独特的案例——周瑜。

 

周瑜虽然祖上三世二公，是真的阔过，但是到他这一代家族已经人才凋零，失去原有的在淮南的庄园土地的依附关系，流浪至江东（具体可以参考《周瑜为什么不单干》）。周瑜鲁肃渡江抵达江东，都只能统一归为外来势力，后世史学家为方便理解，给以周瑜为首的流落江东的外地人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淮泗军团。

 

而周瑜独特之处在于，他的阶级一旦脱离了原本家乡土地的依附关系，就完全体现出了庶族精英的特点。其经济实力和家族势力已经远不如盘踞江东十几代人，世代联姻，互通有无，有庄园有人口的士族集团吴郡四姓了。因此，周瑜和孙权一样，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庶族精英特质，这个阶级其实是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大势，但在当时，他们代表的进步势力已经远远先进于当时的生产关系。

 

可以说，孙权作为庶族精英，在江东执政的真正心腹是由落魄的士族周瑜，流浪的小豪强鲁肃、社会底层的平民流氓吕蒙、蒋钦等人共同组成的，其实吕蒙蒋钦这部分真底层平民也是极少数，因为真正的平民百姓大部分都是黄巾起义下被镇压沦为炮灰的农民。而这些所有人，因为在江东本身没有土地依附关系，要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就必须要紧紧围绕着在江东中央集权的代表——孙权本人。孙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无论是周瑜、鲁肃、吕蒙的闪耀青史，还是江表十二虎臣的赫赫有名，都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优秀，更多的是因为主君孙权真的会用人，敢用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给予了这些出身寒微的人士施展自身抱负的平台，以博大的胸怀包容、接纳和培养他们，使他们变成了青史留名的一流人才。

 

然而孙权本人也只是出身于一个瓜农家庭，寒门是落魄的豪门，孙家连一般的寒门都算不上，真正的贫下中农阶级。所以在原本他重用的这些落魄士族豪强，庶族精英，平民流氓都陆续凋零之后，孙权没有其他资本，剩下能合作的对象只有江东本地的大家族。因为即便庶族精英中部分人运气比较好活得比较久，也很难与有经济和人口优势的本地人长期竞争。

 

这才是孙权必须积极北伐的底层原因，因为不是他就必然会是别人，吴大帝孙权这么高的认知水平，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明白。然而他在经济文化物质等都远远落后于北方的南方地区建立政权，然后通过北伐统一的难度，远比北方南征统一中国更大，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中国几千年历史，真正成功北伐统一的也仅有朱元璋一例，所以当本地人陆逊等用什么“与民休息”“为民请命”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他北伐只能说是一种短视，甚至不顾孙权死活的做法。当然，这也是陆逊这个阶级权衡利弊的必然反应。

 

以陆逊和顾雍为代表的江东本地士族妄想换一个听话的皇帝依旧可以共治天下，于是积极与孙权的两任太子（孙登和孙和）结党以制衡孙权，并以消极北伐的方式避免统一过程中产生的更多风险和利益损失，孙权必然会与他们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也是孙权称帝后包括二宫之争在内的好几个政治大案的根本原因，都是孙权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并且历史也证明了，门阀代表司马家上位统一之后，江东本地士族幻想中的谁当皇帝都不影响家族依旧保有土地和人口，可以继续当大官的情况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南方这些士族本来就不比原本的北方中原地区的门阀来得更显赫，政治地位相比孙权时期简直是江河日下。不少有政治理想的人，到了北方之后遭到排挤和鄙视，地位比起在孙权建立的南方帝国时代可以说是一落千丈，甚至倒霉一点的，更是直接在八王之乱的政治斗争中惨遭灭族。（经典代表陆家陆逊后人陆机）

 

我们再反过来说例如周瑜、鲁肃、吕蒙等，他们是丧失了土地而流浪来江东的士族豪强，失去了原本土地依附关系，作为外来者，已经不再是士族门阀的代表，形态上更接近于庶族精英，从中国历史后续发展的趋势来看，其实他们就是一支更进步的势力，也是未来士绅这一阶级的雏形。

 

孙权和周瑜等人无法改变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反过来说，他们确实是超越时代敢为天下先的进步势力，并为之努力和奋斗了。尤其是周瑜，因为周瑜原本出身的阶级就是很纯正的东汉大一统皇朝的士族官僚阶级，可是生逢乱世人，宿命如飘蓬，他飘落至江东，但没有向时代屈服，毅然决然拉着鲁肃一起为一个只有18岁的瓜农后代制定帝王大业，以庶族精英的实质去博一个天下一统。

 

在东汉末那样看重出身和阶级的年代，周瑜选择的农民的后代，最后真的做成了皇帝，并且牢牢把皇纲攥在手心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就像他们曾经约定的那样，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帝国——终构帝基，以协天符，这样的精神每每想到都令人觉得心潮澎湃。

 

孙权和周瑜他们作为时代的进步者其实是很值得被歌颂的，因为孙权从18岁上台，被周瑜灌输了称帝的目标之后，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一直有称帝的野心的，而这份野心的另一面就是他要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要堵上他的人头的。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统一四海，一统八荒六合，这是周瑜鲁肃这些人跟十八岁的他的约定。

 

看看赤壁之战后，鲁肃对孙权的祝福是什么吧？——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岛，克成帝业！

 

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合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岛，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三国志 鲁肃传》

 

有些孙权深柜一会儿说他不积极北伐，偏安一隅，固步自封，一会儿又说他一天到晚去打合肥，打不下来。但这两个不是矛盾的吗？如果他没有一统的心，没有这份使命感，他何必一直去打合肥，何必费尽心思联络公孙渊买马。一会儿又抨击他骂死陆逊，打击朱据，那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支持他北伐，还一直在各种给他使绊子么？陆逊在武昌知晓孙权寝殿密语，并且远程干涉储君废立之事，朱据在二宫之争中都离谱到带着禁军跑到孙权的门口抗议了，这和逼宫有什么区别。

 

只有坚持北伐才能保证孙权在江东建立的这个中央政权在日后有一线生机，否则最后东吴就只有灭亡的命运。那他要不停集中力量北伐，以攻为守，扩张领土，就必须摆脱现在这帮有土地依附关系的本地的地主牵制，所以只能对他们进行打击。二宫之争不是孙权脑子有病，也不是孙权老年痴呆了，更不是孙权心理不正常，是他在为这个政权，以及为他和周瑜鲁肃定下的那个梦想中的天下负最大也是最后的责任。

 

其实不管是曹操，孙权，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其实都是超脱历史时代的，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太先进也太前卫了，他们的理念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超脱了当时生产力的。所以只要时间线拉的足够长，他们就必将被这些士族门阀拽回去，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做不到统一，不管是东吴也好，还是蜀汉也好，都必将灭亡的原因。

 

但有些士族粉，一厢情愿地觉得孙权就应该像东晋的司马家一样，老老实实做一个听士族门阀话的傀儡皇帝，然后实现东晋那种皇帝垂拱，士族把持朝政，治理天下的现象。但问题是还没有统一啊，这不是等着自取灭亡吗？何况孙权要是愿意受到士族的钳制，他就不是先进的代表了。

 

孙权就是要反抗，而且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成功了。那些士族拿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发起的挑战，虽千万人吾往矣，这还不够英雄吗？这简直是孤胆英雄。

 

不过孙权还有一个独有的优势，就是聪明绝顶+身体健康+寿命长+极高理智+情绪稳定。他一个人就超长待机把持朝政长达半个世纪（52年），要知道中国整个帝国史也才2313年，孙权一手建立了东吴这个帝国，他本身长期执政，主导的大型战争胜率极高，累积的声威声望、政治资本足以压制那些士族门阀，你换他的后代或者其他庸主就是不行的。（看看隔壁没了亮子的刘禅是如何在士族的裹挟下光速投降的，就知道孙权多么不容易）

 

所以他真的就是以自己的寿命和谋略，至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阻挡住了这个历史的洪流。一般的三国时期的君王定律——一代开疆拓土，二代制衡士族，孙权因为超长待机所以这些都他一个人干了。而且很多人把他制衡士族说成他晚年昏庸，辜负功臣，各种脏水泼向他，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以血肉之躯通过政治手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高光，因为他坚持的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关系。

 

说到底世界是物质的，都是土地依附的生产关系，孙权的失败算不上他个人的失败，反正曹操，刘备，诸葛亮不也都没能成功嘛。司马家的所谓成功，也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公元265年到公元420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士族集团，已经完全把持了朝政，皇帝彻底垂拱，东晋王朝11个皇帝，有10个都是士族的傀儡。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这样的皇朝，也不是孙权和周瑜梦想中的那个帝国。

 

对于整个三国史，权瑜二人的存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没有孙权，周瑜也就不会存在，权瑜不存在的话，就没有赤壁之战。没有赤壁之战的话，哪会有什么刘备，曹操就能统一了。曹操统一之后，就很快会被他当地的士族门阀所蚕食，这个短暂但过于超前的100年三国乱世，会因为不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压根不存在。

 

其实权瑜这对恩爱君臣在历史上备受抨击的悲剧内核和东晋时期的爱情悲剧《梁祝》还挺相似。其内核的本质都是庶族对士族门阀发起的质疑、挑战和反抗。其实有些士族粉特别爱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和污名化孙权的时候，最爱用的话术就是：士族政治是潮流，孙权应该顺应潮流，甘心地为士族门阀做嫁衣裳，不要逆天道而行。

 

这番话不就是94版梁祝里被腐化的放弃了自己理想的祝英台母亲说的话么？

 

翻译一下，不过就是：

 

士族粉to孙权：“你以为愤怒，就可以改变你和周瑜的命运吗？你以为表示不满，门阀就不会阻止你北伐吗？要怨就怨你和周瑜生错地方，怨你们生错时候。生在远远落后于你们认知的门阀时代。人人都是那么虚伪，迂腐和势力。要怨就怨你们太多想法，年少无知。以为你们不喜欢就可以改变周围的人，以为凭你们两个就能改变这时代。”

 

所以，应该要歌颂周瑜这样在乱世之中尖锐地提出帝业的大才，要歌颂孙权这样成功称帝并为统一天下为之奋斗的帝王。他们就像错生在了那个时代，就像出生在冬天的蝉，是那么的生不逢时，没有生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时代。但是他们依然以一己之力，在对抗历史的洪流，即便要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可歌可泣！可歌可泣！

 

当然不光是孙权周瑜，曹操、刘备、葛亮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这也是为什么三国时期特别具有魅力的原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问天地苍茫，谁主沉浮！